旅大Ⅲ型驱逐舰

历史背景

在核威慑战云笼罩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由于中国当时陆基战略核导弹数量严重不足，且发射准备时间长和机动能力差，因此在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政策下，很难对威慑中国的核国家形成有效的威慑能力。基于这种严峻的形式，中国在60年代就开始研制战略核潜艇，以形成潜基核反击力量来保持足够的反击能力，威慑潜在核对手。

在60年代制定潜基战略核力量的计划时，中国海军制海能力远远不能满足要求。尤其当时中国还没有获得黄海详细的水文资料，因此核潜艇从基地穿越近1200千米浅海时，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深水海槽进入大陆架外的深海。对于中国海军来说最好的战略就是取得这片浅水海域的战时制海权，将敌对和其他国家的反潜力量驱离出去，才能保障潜基核战略的顺利实施 。

新中国建国初期，中国海军基于国家现实经济和科技状况，奉行“空、潜、快”方针，即发展战斗机、潜艇、快艇。所以水面舰艇部队大量装备的是轻小型快艇、护卫艇，缺乏大型驱逐舰、护卫舰。在国家20世纪60年代海军战略调整后，为了有效保证核潜艇深海出航和远程洲际导弹试验远海舰船部署的需要，中国将研制新型驱逐舰的任务提上议事日程。

现实压力

中国海军原有的战斗力最强大的是被称为“四大金刚”的07型驱逐舰（“鞍山”级），此外还有4艘二战前期英国和日本建造的老式驱逐舰。无论是数量还是舰载武器技术水平，都没有能力保障核潜艇在领海线到大陆架之间广阔海域不遭到反潜袭击。因此中国建造第一代驱逐舰的主要宗旨是建立领海到第一岛链的制海能力。

建立强大的制海能力的另一个战略考虑就是取得对台湾国民党海军水面舰艇的优势。从1949年到建造“旅大”级驱逐舰之前的20年，在两岸军舰对比中中国海军一直处于弱势。台湾有驱逐舰近20艘，中国海军寥寥数艘老旧的驱逐舰无法抗衡。因此中国海军驱逐舰通常只在近岸水域活动，在进入遭受台湾国民党海军袭击危险性很高的海区时，通常需要动用海岸雷达和航空兵进行戒备。鉴于上述情况，只有依靠本国的力量建造大量的大型水面舰只改变这种力量对比，才能彻底取得对台湾国民党海军的优势。

60年代中期，位于南海的多个中国主权岛屿遭到南越和其他国家的侵占。当时中国海军缺乏控制这些边远领土和领海的能力。虽然60年代中期建造了037型猎潜艇用于南海巡逻，弥补承担全国领海警戒巡逻的062型护卫艇吨位小和适航性差，也只能抵达西沙群岛海域，更远的主权岛屿依旧处于失控状态。1966年后，中国65型护卫舰开始服役，虽然适航性和1700吨的满载排水量可以满足南海边远水域的巡逻，但是武器系统只有火炮和反潜火箭深弹，在设计之初已经性能落后。中国海军对65型护卫舰也仅仅作为一种尝试和过渡型号，并未准备大批量建造。因此，只有装备更大吨位的驱逐舰，才能进一步加强对南海的控制 。

筹备规划

1957年，在多方的努力下，中国获得了部分56型 （“科特林”级）驱逐舰技术设计图纸资料。与此同时，海军还成立了研究机构，开始驱逐舰研制方案的探讨工作。1959年2月，海军提出研制新型导弹驱逐舰的设想，第一机械工业部船舶产品设计院一室于当年年底完成了草图设计，在此基础上，海军科研部提出了研制导弹驱逐舰的战术技术要求。考虑该战术技术要求较先进，一时难于研制出来，苏联56型舰动力装置国内研仿工作已作安排，提出了驱逐舰的研制工作分三步走：（1）利用苏联转让的56型技术设计舰体为基础，加装导弹发射装置，总布置作适当修改；（2）将现役07型舰艘两门主炮、后鱼雷发射装置1座拆除，改装导弹发射装置进行发射试验，以取得经验；（3）在第一、二步研制工作取得经验的基础上，研制新型导弹驱逐舰 。

1960年，中国国民经济遇到了暂时困难。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对驱逐舰的研制未能列入计划。考虑到驱逐舰研制技术复杂，耗资也大，设备仿制周期长，对重大设备需作预先安排的特殊要求，海军领导在多方支持下，征得总参谋部同意，在国家财力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于1962年拨出800万元经费用于驱逐舰关键配套设备的仿制。到1965年底，各项仿制设备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为1966年驱逐舰正式上马奠定了基础 。

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为适应洲际导弹全程试验海上护航、警戒的需要，中央军委批准自行研制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由七院七0一所承担总体设计任务，李复礼、潘镜英等主持设计工作。

经过论证、预研和初步设计，选定了舰的总体方案，其标准排水量为3000余吨，采用高参数、大功率蒸汽动力装置;主要武器装备有两座三联装舰一舰导弹发射装置及导弹武器系统，双130毫米、双57毫米等多种口径火炮组成的武器系统，两座12管火箭式深水炸弹武器系统;配置了声纳、雷达、通信、导航等观通设备以及指挥控制系统等。
　　1967年6月，国家计委、国防土办、国防科委审查、批准了第一代导弹驱逐舰的总体技术设计方案，随即全面展开了总体施工设计和设备研制。1968年，首舰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22个省、市，10多个工业部所属的工厂和研究所承担所需的732项材料，1240项配套设备，其中包括110余项新研制设备的研制任务。
　　七0一所、七一三所、七机部三院为了解决导弹上舰问题进行了多次可行性论证。1968年12月，研究、设计部门又会同大连造船厂在现役驱逐舰上临时加装舰对舰导弹。根据海军的要求和通过多种方案的对比、优选，最终确定了“品字形”、三联装、直接吊装导弹的方案，并由七一三所谢宪章、姚跃滨为主负责设计。同时打破了当时流行的发射装置与导弹装填装置分开设置的方式，选定了结构紧凑，占据面积小，操作方便，装弹时间短的设计方案 。

借鉴研制

对于一个从来没有驱逐舰建造经验的国家来说，有可以遵循的规范和先例是最能减小风险的途径。在中国苏联关系破裂之前，两国正在进行引进苏联科特林级驱逐舰（56型驱逐舰）的洽谈。当关系彻底破裂，苏联开始撤走专家后，部分科特林级驱逐舰的技术图纸已经转给了中国方面。6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设计“旅大”级驱逐舰时，这些技术资料成为了惟一的和最宝贵的借鉴，而事实证明中国并没有完全抄袭“科特林”。

“科特林”级驱逐舰是苏联海军奉行近海防御和掩护陆军濒海侧翼为作战使命的驱逐舰，因此在适航性和居住性上并不适应远洋航行。中国海岸线没有苏联那样的浮冰带和永久冰缘阻塞，是南北连绵纬度变化很大的不冻海域，从靠近赤道的曾母暗沙到北纬42°以上，而且根据国家核战略取向，驱逐舰还有在北太平洋海区活动的需要。因此“旅大”级需要具备适合各种海区的性能。“旅大”级有一个比“科特林”级大很多的前后舰桥，使得能够安装更多的设备和有更大的室内作业空间，以避免各种气候和海况对执勤的影响。后烟囱前的甲板室上布置了备用舰桥和操舵室，防止主舰桥中弹通信和航海操舵等机构遭到破坏后，整艘舰失去指挥。此外“旅大”级较“科特林”级增大了排水量。以制海作战为主要使命的051型“旅大”级驱逐舰确定海鹰-1反舰导弹系统时。当1970年“旅大”级驱逐舰服役时，其反舰作战能力已经超过了40年代的战列舰。6枚射程达50千米的“海鹰”1型反舰导弹能够在大口径海军舰炮射程2倍距离外，彻底摧毁所有类型的水面舰艇目标。 。

波折反复

1965年初，已掌握原子弹制造技术的中国下决心发展洲际导弹，但这种导弹的射程超过中国陆地国土范围，一旦进行实弹试验，就必须射向远海。而洲际导弹的数据测量与飞行姿态观察，光靠地面无线电测量的话精度还不够，必须出动海上测量船。为此，1970年12月15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发展远洋测量船的问题。

该计划遭到林彪和“四人帮”集团阻挠，张春桥指责军方建造包括测量船、护航驱逐舰、补给船在内的一系列舰艇是浪费国帑，而军方据理力争，强调发射洲际导弹以及将来发射卫星的测量控制，都需要远洋测量船，而洲际导弹试验势必往远海发射，没有军舰护航警戒万万不行，弄不好弹头会被外国人抢走。最终，中央军委决定启动“718工程”，发展与洲际导弹试射有关的舰艇，这一决定也促使中国军用船舶工业上了个台阶。

孰料1971年发生林彪外逃的“9·13”事件，林彪的同党从北京乘直升机外逃失败，公安部门在其潜逃携带的公文包里查获“718工程”图纸，结果这一工程被打入“黑工程”的行列，致使工程中断一年多。后来，这项由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工程重获新生。至1980年导弹试验前夕，“718工程”涉及的所有船型均已服役 。

自行建造

为适应洲际运载火箭海上试验护航警戒任务的需要，1966年，国防科委、国防工办根据中央军委有关决定，组织六机部、海军、有关工业部和研究院对051型驱逐舰进行型舰论证和设计研究。1967年4月，中央军委第64次常委会批准了“海军装备科研‘三五’计划”。从此，导弹驱逐舰及其各项配套设备的研制列入国家计划，正式开展工作，并于当年完成总体技术设计及审查后的修改，最后形成了总体方案。该型舰对海攻击能力强，续航力大，并有较强的反潜和防空能力。舰上装有高参数大功率蒸汽动力装置，配备有导弹武器系统，火炮武器系统，反潜武器系统，以及声纳、雷达、通讯、导航设备和作战指挥与武器控制系统等。这是当时中国研制的最大吨级的水面战斗舰艇。负责主持该舰设计工作的有701研究所李复礼、潘镜芙等。1967年完成技术设计后，同年5月开始施工设计。1971年，上海中华造船厂开工建造东海舰队用首舰，总建造师为林镇光，1977年交船。

在建造过程中，中华造船厂姚炎鑫等和711研究所合作改进舰用锅炉，改善了热力性能，增加了蒸发量，提高了蒸汽气质，降低了燃油消耗。1975年4月，试航时航速达到和超过设计指标，高出已建造的同类型舰1.95节，达到创纪录的37.95节的航速。

该型舰电站采用汽轮发电机组和柴油发电机组作电站动力，中华造船厂、701研究所和驻厂军代表经研究后，试制了51监控装置，有效地改变了发电机组自动并联运行状况。

中华造船厂对该型舰造水装置作了改进，选用一个自动控制线路直接控制真空进气阀，代替原真空手动控制阀，真空稳定差值提高了4倍，提高了造水产量和质量，达到55吨/日合格淡水，并超过了设计日产量，满足远航用水。

1975年，由708研究所、中华造船厂、701研究所组成7551密封填料函攻关小组，1977年，进行实船试验浇注，密封性能良好。中华造船厂与704研究所共同为研制减摇鳍装置，经150小时空载，100小时加载及各项专门试验，性能良好。1982年1月，装舰，于舟山海域进行6级海情消摆试验，达到设计要求，各项技术性能指标均可与国外同类装置不相上下。该厂对舰舵进行了改进，大大提高了使用可靠性，确保了航行的安全性，在同类舰中也是一项首创，深受部队欢迎。舰的涂装，首先提高了喷丸除锈质量，在舰外壳、全舰油水舱等关键部位用环氧富锌底漆，全部达到技术标准。

1977年，中华造船厂又接受了另一型号的导弹驱逐舰。1977年12月上船台，1978年11月下水，1980年3月交付海军使用。

1980年5月，该舰参加远洋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担任护航编队指挥舰的任务，首航南太平洋。连续航行1个月，航程约1万海里。

中华造船厂建造的另一艘051Z型指挥舰，于1979年6月开工，1980年1月上船台，1981年9月下水。1984年12月26日正式签字交付部队服役。051Z型导弹驱逐船，曾经国家质量奖审定委员会批准，获得国家银质奖 。

后续发展

上世纪80年代初，经国务院、中央军委批准，对051型驱逐舰进行现代化改装并研制改进型。1983年，七院组织701所、709所、716所和724所，进行051型导弹驱逐舰改进型舰载作战系统的方案论证，701所为主要技术责任单位。改进型导弹驱逐舰的673型作战情报指挥系统的主要设备于1986年12月成功地进行了陆上对接联调试验，其后安装于改进型导弹驱逐舰。724所突破双波束平面阵列天线和全固态前向波发射机技术，并采用以计算机为中心的频率捷变和数字动国标显示，研制出381甲型相扫三座标对空警戒雷达，该雷达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功率大、效率高、信号适应能力强、结构紧凑等特点，具有国内先进水平，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1987年051型导弹驱逐舰的改进型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于1989年年12月交付海军服役。

在此期间，中国军方曾经打算与国外合作改造051型导弹驱逐舰，由于各种原因，此计划未能实现，中央军委决定将原拟用于与外国合作的专款转拨给有关工业部门作为研制经费，国防科工委随即向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和各有关工业部门布置了研制计划，此即052型驱逐舰 。

舰体布局

051型驱逐舰，是中国海军布局最为紧凑成熟的驱逐舰，继承苏联“科特林”级驱逐舰设计。在对“科特林”级的少量改进和变更，使得”旅大”级的设计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完成，并很快建造投入服役。70年代苏联和美国海军驱逐舰经常在中国大陆领海线外活动，“旅大”级驱逐舰凭借大射程的导弹武器，可以在远处对其进行跟踪和监视。在离大陆海岸线600千米范围内近海作战的驱逐舰，由于受到岸基航空兵支持，并不强调舰载防空武器系统，所以051型驱逐舰初期没有装备强有力的舰空防御系统 。

动力系统

051型驱逐舰装备两台大功率蒸汽透平机，4台锅炉，18台蒸汽辅机和27台电动辅机，组成了军舰的推进系统。要在狭窄的机舱空间内紧凑合理地布置好这些机械设备并使其协调工作是不容易的。开始设计的风道迸风阻力太大，两台透平鼓风机安装得太近，致使锅炉供风量不足，20只油头不能充分燃烧。因此，首舰试航时，主机的最高转速达不到额定值，影响了航速。为解决这一间题七0一所在中华造船厂、杭州汽轮机厂协作下，制成几种不同类型的风道模型，从试验着手进行阻力分析，改迸导流帽线型和风机间距离，采取减少涡流损失等措施，解决了两台风机的抢风现象，使锅炉全部油头能完全燃烧，舰的航速也达到了设计指标 。

反舰导弹

051型驱逐舰上最大的创新就是导弹发射装置。1959年服役的苏联海军58型“肯达”级轻型巡洋舰安装了旋转仰俯导弹发射装置，不过这种装置是用于发射“柚子”远程反舰导弹，无论尺寸和布置方式，都不适合满载排水量只有3670吨的“旅大”级，即便在苏联海军5800吨的“肯达”级巡洋舰上也造成了稳性降低的问题。“旅大”级在相当于“科特林”级驱逐舰布置五联装533毫米鱼雷发射装置的位置布置导弹发射装置，虽然“海鹰”1号导弹尺寸大，但长度小于533毫米的热动力直航鱼雷。通过品字型布置3发导弹的方式，解决了导弹翼展占据横向空间过大造成布置多发导弹的困难。“旅大”级驱逐舰的导弹发射箱内部定向器，电缆布置等等，都与60年代初期的中国海军的021型导弹艇相同，这样降低设计风险，技术可行性最好。

这种发射装置缺点是只能进行较大舷角的射击，需要驱逐舰在攻击前偏转侧舷。实际上转动发射架能够提前调整发射架射击角度。作战中目标还没有进入导弹射程就早已进入了“旅大”雷达截获距离，驱逐舰可以把握时机进行偏舷射击，况且反舰导弹1975年后增加了射面指令，能够在发射装置的定向器射向基线与瞄准前置基线夹角很大的情况下开火，导弹升空后自动转向瞄准前置点方向 。

舰炮选用

“旅大”级的舰炮口径和布置方案都在模仿“科特林”级，不过当时没有相应的双联装130毫米舰炮可以选用，在结构上与“科特林”级舰炮相近的是50年代引进仿制的66型130毫米海岸炮。中国设计“旅大”级时，在66型海岸炮基础上加以改进是较为稳妥的方案。但是中国没有能够安装在炮塔上的小型炮瞄雷达，最终对海和对空解决办法是由炮塔右侧的光学矢量瞄准装置进行瞄准，而对海面目标射击则由舰桥上的343型校射雷达和光学指挥仪控制炮塔随动射击，与此同时补充研制了火炮稳定系统和扬弹系统。1976年这种由海岸炮改装发展而来的舰炮才最终定型为76式，并已经在“旅大”级驱逐舰上使用了5年以上。

损管设计

据1989年的美国《舰船》杂志报道，指出，“旅大”级的水密隔舱划分不合理，而且设计上没有注意隔舱管道和缆线过孔的处理，一旦中弹可能导致水密隔舱这些部位出现破裂，火灾会使缆线过孔变成漏孔。可见早期的“旅大”级设计抗损和抗沉性不佳，这是因中国设计队伍缺乏经验所致。此外“旅大”级艰苦的居住环境也倍受批评，舰艇的居住性设计被简化，不利于水兵保持良好生理状态进行各种气候条件下长时间海上执勤。不过这些并没有被当时设计部门注意 。

舰载雷达

从50年代至今，中国海军的防空体系一直奉行水面舰艇与岸基航空兵协同的作战思想，在设计051型驱逐舰的时代，同样是这种体系思想。在这种作战样式中，海岸雷达、岸基作战飞机和水面舰艇共同构筑从海岸线向远海伸延的防御带，增加海岸要地的防空纵深。岸基航空兵主要承担水面舰艇防空武器射程以外的拦截和进攻，驱逐舰一类的大型水面舰艇则作为海岸警戒雷达的延伸和地平线天线盲区的补盲。中国驱逐舰还承担掩护战略导弹核潜艇穿越岛链，从大陆架进入太平洋深海的使命，这些海区处于台湾和日本之间。在当时的形势下，遭到台湾国民党的袭击可能性极大。那些海区恰好出于大陆航空兵战斗机的最大作战半径边缘，造成大陆基地起飞的战斗机在大陆架边缘的作战空域留空时间不足，难以为驱逐舰提供持续的巡逻警戒掩护。在战斗机最大作战半径附近配备驱逐舰，能够获得远程空情通报，及时指挥调度，充分利用在最大作战半径附近少得可怜的留空时间。

诞生在“文革”极左时期的“旅大”级驱逐舰，必须考虑当时中国所处的极为不利的国际环境。在这种情况下，向海上伸延防空圈，增大要地防空纵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将具有远程对空警戒雷达和低空警戒的驱逐舰部署到防空要地和敌方之间，能够使防空纵深增加上百海里。此外，由于驱逐舰是机动的平台，配备有对空火力，敌方对雷达的定位和攻击都较打击岸基雷达困难。如果组成防空编队活动，敌方实施打击困难更大。

解决以上两个需求的主要办法是为驱逐舰配备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旅大”级最早配备的远程对空警戒雷达是高空作用距离达380千米以上的515型UHF波段雷达，该波段能够沿海面伸延到水天线以外一段距离，因此对超低空目标探测距离也较微波波段雷达稍远，据称对50米高度飞行的低空目标作用距离可达60千米，但是515的距离误差较大。通常远程对空警戒雷达转速为每分钟6至12圈，数据刷新率不满足对60千米内高速超低空目标的警戒要求，容易造成2次接触间隔时间内目标突入距离大的危险情况，因此驱逐舰通常要同时配备转速高达每分钟12至24转的对海和低空近程搜索雷达，补充水天线通视范围内的快速搜索。“旅大”级驱逐舰上安装354型雷达充当对海和对低空目标警戒手段 。

515和354雷达都是只能探测目标方位和进行测距的二坐标雷达，不能提供目标高度参数。对于拦截超低空目标来说，目标的高度参数并不重要，因为目标在远距离上贴近水面，处于光学指挥和瞄准器材的视场内，只要器材对准方位能够很快捕获。高空目标则需要在雷达指示方位上进行俯仰搜索才能确定目标位置，从而控制武器系统瞄准。而“旅大”级驱逐舰主要靠光学射击指挥仪和342炮瞄雷达完成对目标的俯仰搜索。

在60年代的防空作战观念中，依旧偏重对中高空目标的打击。因为无论是作战飞机和当时的反舰导弹，都是采取300米以上高度飞行。客观世界对攻防双方都是平等的，超低空使得驱逐舰防空雷达视界受水天线遮挡，同样也遮挡战斗机的雷达搜索视界。而且当时自动驾驶仪响应速度和冗余以及传感器精度也不能可靠保证战斗机进行长时间的超低空飞行，因此航空兵在进行反舰作战时，通常采取中高空飞行，在接近目标后才进行各种机动。这样使得驱逐舰雷达远程截获目标的几率大大增加。

舰空火炮

对于世界各国海军来说，60年代是驱逐舰防空系统发展的转折时期。水面舰艇面临高速喷气战斗机和反舰导弹的双重威胁，却没有一种防空武器被实战证明对此有效。对抗导弹惟一的战例就是1967年以色列海军“埃拉特”号驱逐舰的作战，但却是失败的经验。当埃及导弹艇发射的“冥河”导弹进入40毫米舰炮杀伤界限内时，正处于自导战斗段，急速调整飞行方向冲向目标。因此舰上以色列军官首先看见导弹航路仿佛会从舰尾后通过，然后急速右转冲向“埃拉特”号，高射炮拦截这种机动的目标误差急剧增加。此后很多年内中国并没有直接从以色列方面得到相关的细节，因此“旅大”级的设计并没有真正引入反舰导弹时代的防空观念，还是以打击战斗机一类的空中目标为主要作战对象。

由于中国国内除高射炮以外，尚无新型舰空导弹武器系统，因此“旅大”选择 61式自动双联装37毫米和61式双联装25毫米舰炮是必然的。中国海军的设计指导思想也没有脱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模式，采用密集的高射炮火力拦截目标的战法当时是很有市场和深入人心，并认为同时能够兼顾对海面目标的打击。在此前17年间与国民党海军舰艇的海战中，小口径自动炮的确取得了很好的战绩。“旅大”级驱逐舰的前后加班室和后舰桥两侧平台上各装有1门37毫米自动高射炮，这样能够在驱逐舰各个方向都至少有一座双37炮杀伤区，两舷能够由3门双37毫米炮的构成相互重叠杀伤区。4门双25毫米自动炮布置在前舰桥两侧，能够增强两舷的防空火力密度。双37毫米自动炮有雷达和指挥仪控制，而双25毫米自动炮只有耳机语音通话，需要炮手人工操纵火炮，用游丝瞄准具自行估计提前量开火。“旅大”级驱逐舰也是当时世界上高射炮数量最多的驱逐舰之一。

在有岸基航空兵可靠保障条件下，“旅大”级驱逐舰的防空系统配备是足够应付空中威胁，但当时中国岸基航空兵的保障并不可靠。海军航空兵和空军主要作战飞机是昼间型的歼-6，部署在前沿的歼击航空兵师编入了夜航大队，配备了安装雷达的歼-6甲和歼-5甲型全天候战斗机。当时美国制造的战斗机都普遍安装有火控雷达，天线能够在大视角范围内搜索目标，且预警机也大量部署使用，整个体系在发现目标和指挥控制上相对中国防空体系有巨大优势。全天候的歼-6甲和歼-5甲型歼击机的雷达只是专用的方位搜索和测距，测距前需要将机头指向对准目标，因此雷达引导非常重要。中国岸基战斗机在靠近海岸空域依靠地面雷达引导，在远离海岸空域转交驱逐舰雷达引导，这种交接需要良好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保障。当时恰恰没有相应系统支持这种作战模式，通过无线电语音控制空舰、岸舰和空地指挥，以及人工标图，只能引导小批次的作战，在瞬息万变和大规模的防空作战中，这种指挥体系和作业办法难以胜任，直到80年代中国海空军的这类系统才逐渐有所改善，90年代则推出了全新的驱逐舰综合作战指挥系统。这种由改善到全新系统的设计，正是建立在“旅大”级驱逐舰的设计和使用经验基础之上 。

中国海军根据051型驱逐舰服役后，新技术发展和作战需求变化，在该型舰后续建造服役期间，对其不断进行改型升级。

051型

济南（105） 西安（106） 银川（107） 南京（131） 广州（160） 长沙（161） 南宁（162）

051型驱逐舰基本型是建造的第一批次舰，由于海军对051型需求数量较大，时间比较紧急，继首制舰开工后在1970年相继开工建造，由大连、广州造船厂各建造3艘，上海中华造船厂建造1艘，于1970年代期间陆续建成服役。限于中国当时工业水平，051型首批次各舰建造过程中对设计不足与建造工艺进行了改进，部分雷达、电子设备研制没有跟上造舰进度而没有安装，不能齐装配套。部分设备未经定型装舰，可靠性差，影响战备使用。051型于1975年正式通过设计定型。1975年9月上海中华造船厂建造的131舰在进行高速海试中曾创造37.95节的航速记录。

051D型

西宁（108）- 开封（109）- 重庆（133）- 遵义（134）- 南昌（163）- 桂林（164）

051D型是正式定型并开始批量建造的第二批次舰（D代表定型），1976年以后，自108舰起，051D型舰先后共建造6艘，由大连造船厂建造4艘，广州造船厂建造2艘。重点是纠正改进基本型在建造、使用中暴露的问题。最主要的改动是以双37毫米舰炮代替了双57毫米舰炮。原双57毫米炮的射速不高，最终被放弃。而之前建造的051型舰，在后来的返厂维修中，拆除了双57毫米舰炮，改装双37毫米炮。除舰炮之外，051D型的改变有40多项，包括雷达系统，反潜电子指挥系统，无线电通讯系统，卫星导航系统和海上补给系统等。后改用“海鹰-1甲”反舰导弹，飞行高度降低到50米，采用频率捷变技术制导雷达，射程提高到95千米（51海里）。 051D型最晚建成的164舰建造中加装空调设施，改善了舰员生活条件 。

051Z型

051Z型舰：合肥（132）- 大连（110）

1977年，为配合将于1980年进行的代号“718”的洲际导弹飞行试验远洋测量任务，为了对测量船队和护航编队实施统一指挥，海军决定研制051Z型指挥舰（Z代表指挥），指挥舰主要是要增强通信的功能。增加了编队指挥室，具有多路、超短波通讯能力。还解决油水补给设备改装的问题。051Z型第一艘132舰1977年12月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开工建造，这艘舰是已开工改进的作指挥舰，1980年交付东海舰队后，参加了为洲际导弹发射试验测量船队护航的任务，担任编队的指挥舰，第二艘110舰于1981年9月下水后曾因主机等设备不能按期交货舰体在码头搁置了两年，于1984年12月交付北海舰队。051Z型舰在1980年代中期的改装中加装了381三坐标对空雷达以及637-Ⅱ情报中心。132舰在1988年3月～8月加装“海神1”作战指挥系统——这构成了中国驱逐舰的第一代作战指挥系统，是首批配备此系统的中国海军军舰 。

051DT型

051DT型舰：开封（109）

109舰1980年代中期开始被选作测试新装备的平台。中国于1987年与法国汤姆逊公司签署协议，购进了两套法国汤姆逊海响尾蛇舰空导弹系统。1989年10月至1990年12月，109舰在大连造船厂改装期间，在舰尾原双37mm舰炮处加装了其中的一套“海响尾蛇”防空导弹系统以进行试验（另一套安装在052型112舰上）。作为配套设施，109舰同时改装了法国引进的汤姆逊-CSF TAVITAC作战数据系统、“海虎”雷达，从英国引进的通讯系统等设备。1990年代末，109舰再次进行改装，用4座四联装“鹰击-83”(YJ-83) 反舰导弹取代老式的“海鹰”反舰导弹，用76A式双37mm全封闭自动炮取代了原有双37mm高炮，改装现代化的火控系统与电子设备，包括360型搜索雷达，342型、344型火控雷达等。中国对几艘舰况较好的051型驱逐舰进行中期升级，均按109舰标准一次性升级、改造。2002年110舰接受类似的一次性改装。

051S型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曾有意购买英国的42型驱逐舰，并进行仿制，因为预算问题放弃。后两国协商后将改装051S工程列为双方军事技术合作的重点。中国海军最初设想只是为现役的6艘051型驱逐舰进行全面的现代化改装，主要覆盖了舰载武器、火控雷达、指挥、电子对抗设备和作战指挥中心，重点在于提高舰队和单舰的防空作战能力。

然而进入谈判以后，英方根据中方提供的051型驱逐舰设计资料以后，发现051舰的设计理念还停留在二战的水平，在现有基础上，必须对舰体进行较大的改建设计，包括增加设置现代化作战指挥中心专用舱室等，这样中英双方对051型驱逐舰进行必要的重新设计达成了共识，这就是051S的来历。该舰的具体设想是：采用高干舷甲板船型，正常排水量达到了4100吨，装备英制“海标枪”区域防空导弹，使051S型舰具有一定的海上编队区域防空和较强的单舰防空作战能力。该计划中，中国考虑改装两艘051型舰，并新建6艘同型舰。并在后继舰上，陆续安装国产化的“海标枪”导弹，燃气轮机，“海豚”直升机，A324鱼雷，以及“鹰击”-8导弹等。但是在1982年马岛战争期间，42型舰沉没两艘，重伤一艘，中国内部出现不满意42型驱逐舰的声音，所需要费用超出预算，再加上中英两国关系出现反复，该计划被搁浅。总体而言，如果051S型能够及时服役，能够解决当时中国海军缺乏区域防空能力的局面。该局面直到计划出台20年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从俄罗斯引进现代级驱逐舰，才开始得到缓解。

051G1/G2型

051G1型：湛江（165）；051G2型：珠海（166）

在051S计划失败后，于1983年11月确定051G设计方案。165舰、166舰分别于1986年8月、1987年10月在大连造船厂开工建造。重点改进作战指挥系统的自动化和雷达、无线电设备的电磁兼容性，改善近程防空能力，提高反舰能力，总体作战效能较051D型有大幅度提升，为下一代驱逐舰研制、建造积累了经验。

051G1/G2型相比与老款舰最大的区别在于使用了全封闭式舰桥和舰体；以“海鹰-1甲”反舰导弹替换了原来的“海鹰-1”导弹（051G2型166舰更换成“鹰击-8”即YJ-8反舰导弹），用76A式双37mm全封闭自动高炮取代了原有双37mm高炮，加装了三联装反潜鱼雷发射管（美制MK46反潜鱼雷），还曾实验性配备意大利引进的拖曳式可变深度声呐（由于船体自身动力系统所产生的噪音和震动过大使用不理想后来改装中拆除）；安装了381甲型三坐标对空雷达，347型火控雷达系统，仿制的RM-1290导航雷达取代了751型雷达，具有捷变频体制的352丙雷达则取代了352甲雷达，并加装了825型电子对抗系统，安装了引进的作战数据系统。电子设备整体达到西方国家1970年代后期水平。北约将该型舰列为旅大III型舰。

165舰/166舰在后来现代化改装中按109舰改装标准改装八联装“海红旗-7”导弹（HHQ-7）防空导弹（法制"海响尾蛇"防空导弹的国产化型号）系统、4座四联装“鹰击-83”反舰导弹系统，相应改装了雷达与电子战等电子设备，有所不同的是用2座双联装100mm口径舰炮取代了原有双130mm口径舰炮。

舰载机

1986年8月，为了验证舰载直升机的搭载和使用，105“济南”舰作为试验平台接受了加装直升飞机系统的改装，在大连造船厂结合中修实施加装直升机起降系统工程，改装内容主要是拆除了舰尾的主、副炮，深弹发射器等设备，加装了直升机起降甲板、各种助降设备以及机库、航空油料舱，油料泵仓，洗涤水仓等设施，并增加了空、地勤人员舱室。1987年7月21日改装工程完工，1987年12月24日105舰首次直升机着舰试验成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第一艘装备直升机的驱逐舰。当时引进法国技术研制的舰载作战指挥系统安装在105舰上进行装载实验，还曾经短时间内在直升机起降甲板加装海红旗-7导弹发射器（试验用途）。051型驱逐舰中加装直升飞机系统的仅此一艘，北约将该舰列为旅大II型舰。

1985年11月18日-19日，051型驱逐舰133号“重庆”舰（标准排水量325 0吨）单舰在对马海峡监视苏联海军“基洛夫”级“伏龙芝”号（舷号050）核动力巡洋舰（标准排水量23750吨）和苏联海军“现代”级“缜密”号（舷号672）驱逐舰（标准排水量7900吨）。

这两艘苏联军舰开往苏联太平洋舰队的海参崴基地，路过中国东海。133重庆舰孤身紧紧跟随两艘苏联巨舰，直到两艘苏联海军军舰到达海参崴，133重庆舰才返航。这一幕被飞临对峙上空的日本海上自卫队摄影师柴田三雄拍下，成为弱小的中国海军面对超级大国海军挑衅毫不示弱的象征的一组照片 。

国外军事界对该级舰的评价不高，认为其水平仅仅相当于20世纪50~60年代装备，主要问题为：

缺乏有效的防空、反潜火力；结构设计落後，整个舰体防水隔舱少，机舱之间也缺乏足够的防护，设计抗沉和抗损性不佳；没有完善的空调设备与核生化三防系统；通信与电子设备落後，早期型号没有综合作战指挥中心；全舰吨位过小，舰的长宽比大，对刚度、强度带来不利，适航性不佳；人机界面和居住性欠佳，机炉舱温度高，没有餐厅，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等。以上问题，主要是受到中国工业水平的限制，以及中国政治环境影响，还有设计队伍缺乏足够的经验所致。中国海军也意识到以上问题，在051型驱逐舰服役期间不断进行改装和现代化升级。该级舰虽然技术水平不高（大约相当於国外海军20世纪60年代的水平），但该级舰结束了中国海军依赖国外废旧舰艇的时代，使中国海军获得了中大型舰艇的设计使用经验，为日后设计更大型的舰艇奠定基础。

051型“旅大”级驱逐舰的建造，是中国舰船研制理念和建造技术的巨大进步，但是这种进步仅仅是从无到有的飞跃，相对世界发达国家依旧相差了一个时代。布局上“旅大”级是继承了“科特林”级，作战样式上则更接近57型“克鲁普尼”级驱逐舰。这些驱逐舰都是50年代初期苏联海军作战思想的产物，在60年代已经开始变更用途。当中国还在按照苏联50年代初期的思想设计“旅大”级驱逐舰的时候，发达国家已经开始研制和建造面对70年代作战模式的驱逐舰。其中英国开始建造42型“谢菲尔德”级驱逐舰，美国在建造“斯普鲁恩斯”级驱逐舰，苏联也在设计“现代”级和“勇敢”级驱逐舰。这些驱逐舰从60年代末开始逐渐服役，在作战能力和技术水平上远远超越了中国基于50年代水平和掺杂60年代初期理念的“旅大”级。

50年代初美国和西方提出了驱逐舰作战指挥中心的设计，将以往分开布置在各个舱室的雷达、声呐和电子系统等集中布置在一个指挥中心内，并将这些相互独立工作的装置用通信电缆连接起来，统一控制舰上作战和航行系统，部分设备之间还用通信电缆连接，能够相互传递数据信号。在60年代末期开始建造的驱逐舰上，不仅有能将设备集中布置的作战指挥中心，而且各个设备和系统之间已经能够完全互连和共享数据。

而直到80年代初期建造的“旅大”级驱逐舰上的设备，还是分散布置在舰艇各个舱室中，没有集中起来，更没有作战指挥中心的形态。单台设备只与规定的分系统连接，而分系统之间的连接没有完成，相当于处在美国海军60年代初期的状况。这种状况在70年代之前造成的漏洞还不很明显，而在70年代中期以后小型反舰导弹开始普及以及电子对抗水平极大提高的情况下，却变成了致命的缺陷。

问题和差距从来就是过程中逐渐显现的，中国海军驱逐舰的设计和使用经验就是这样从零到有逐步积累。正是这些经验与教训促进装备与思想的进步，“旅大”级驱逐舰就是奠定中国海军现代舰船发展的一块基石 。